随着全球主要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在此背景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逐步恢复的趋势。2024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恢复至1.6万亿美元(图1)。
对外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两者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2024年,全球跨境并购金额为4,427亿美元,较之前高点显著回落;全球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为1.34万亿美元,虽然较上年下降5%,但仍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全球对外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为19,356笔,较上年增长3%(图2)。
欧盟、美国等占据全球对外绿地投资领先地位,信息和通信技术绿地投资增速最快
全球绿地投资主体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2024年,欧盟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以28%的占比继续领跑,且整体比较稳健。美国对外绿地投资金额占比为17%,基本和疫情前持平。中国的对外绿地投资占比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谷后,于2023年上升至12%,达到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峰,但2024年由于对外矿产等行业投资的减少,对外绿地投资占比下降至6%1(图3)。
从细分行业来看,2024年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外绿地投资金额为2,110亿美元,同比增长73%,在细分行业中增长最快。各国政府加速推动能源转型,导致采矿业、能源和天然气行业等投资吸引力下降。2024年,能源和天然气行业、采矿业对外绿地投资金额分别为2,730亿美元和390亿美元,同比下降28%和48%(图4)。
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开始探索对外绿地投资,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对外绿地投资1.0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是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投资规模也较小。在区域选择上,投资集中于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这些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成为投资热点区域。行业特征方面,能源矿产和初级制造业成为投资的主要领域,如纺织服装、家电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这一阶段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和挑战,但也为后续对外投资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对外绿地投资2.0阶段(2018年至2024年),面对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压力,中国制造业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开启战略升级,转向以产能输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核心,追求规模效应。
疫情结束后,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步伐,对外绿地投资迎来复苏。2023年和2024年中国对外绿地投资金额均在250亿美元以上,2023年交易数量已超过疫情前(2019年)水平,达到81笔。2024年中国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延续上年的扩张趋势,投资总额达到323.7亿美元,同比上升17.2%(图5)。
中国对外绿地投资规模自2021年起回升,2024年达到跨境并购的4.0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图6)。与对外绿地投资走势不同,受到国内外对跨境并购交易监管审查趋严等因素影响,中国跨境并购规模下降,2024年跨境并购金额为81.0亿美元,仅为2018年的18%。
注:跨境并购数据来自Refinitiv,数据下载于2025年8月14日。统计数据包括交易状态为“完成”和“待完成”的交易,部分交易未披露金额,目的地不包含中国香港地区。
在对外绿地投资2.0阶段,东南亚、欧洲、中东等是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区域。东南亚产业配套能力、劳动力资源等持续完善,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首选地。在欧洲绿色新政的政策推动下,汽车制造、新能源转型带动中国在欧洲的绿地投资。另外,近两年中国对中东的绿地投资显著增长,2024年中国对中东绿地投资规模接近30亿美元,同比增长64%(图7)。
从绿地投资国别来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和匈牙利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国家。欧洲方面,匈牙利正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欧洲的桥头堡。2024年,匈牙利是中国对外绿地投资金额最大的国家,占同期中国对外绿地投资总额的14.2%(图8)。
从近几年绿地投资分布的行业看,绿地投资重心由能源及公共事业、制造业(非汽车)和房地产及建筑业,逐渐转移至汽车以及以锂、钴、镍为代表被用于清洁能源生产的关键金属矿产等行业。当前环境下,中资企业持续推进数智化、绿色化“两化”转型,尤其青睐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投资。2024年汽车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为111.7亿美元,占整体投资比重为34.5%(图9)。
从绿地投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科技、低耗能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在前十大对外绿地投资中,民营企业投资数量为6笔,投资金额占比超过五成(图10)。无论是在投资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金额上,民营企业均已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前十大对外绿地投资的主体。
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热潮背后,既有制造业竞争力增强、国际合作深化及全球化市场拓展的积极驱动,也面临美欧贸易壁垒加剧、全球产业链重塑促成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趋势,以及成本上升、市场饱和等导致的产能外迁压力。“主动突围”及“被动防御”的双重因素交织下,中国企业正加速海外布局,寻求新的增长极与供应链韧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实现更高水平的全球化发展(图11)。
展望中国对外绿地投资3.0阶段,企业向着供应链产业链整合、投资领域多元化、经营活动本土化和ESG合规管理的更高层次迈进,对外绿地投资将持续领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图12)。
当前全球贸易环境正经历深刻变革,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通过基准税率与国别差异化税率的叠加,显著加剧了全球贸易环境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供应链安全成为企业全球布局的底层逻辑,中国企业应在保留国内核心产能的基础上,构建覆盖不同关税区、贸易协定框架和地缘板块的多元备份体系,从“中国+1”转向“中国+N”,分散供应链集中的风险。
在数字经济方面,一批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加速全球布局。以5G基站、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字基建仍是重要切入点,但投资重心向AI应用解决方案延伸。在新能源方面,中国新能源企业已不再仅依靠成本优势与竞争对手抗衡,而是具备了输出技术的实力。在高端制造方面,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在海外投资重点将向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环节发展。
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绿地投资活动,正逐步展现出本地化深耕与产业链延伸的趋势。在加强本地化运营方面,企业更加注重财税、内控、数字化及数据安全等隐性层面的本土化体系建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产业链布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投资项目或生产环节,而是积极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实现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从地理分布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东盟、东欧和中亚等地区,始终是中国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区域。从市场需求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结构年轻,消费潜力巨大。这些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需求迫切,为中国企业的绿地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企业开始积极探索与当地企业合资、技术授权等更为灵活多样的投资模式。与当地企业合作,不仅可以借助其本土优势,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还能实现资源互补和优势共享,有效分担经营风险,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成功率。技术授权模式则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许可,实现技术输出的同时,避免了直接投资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为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了新的增长点。
ESG议题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投资运营必须积极应对的关键因素。从外部来看,主要受到监管机构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投资者、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从内部看,ESG合规已成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运营、带来价值链的增值效应。当ESG治理深度融入海外运营体系,企业方能在全球产业新秩序中建立持久竞争力。
中国企业在首次进入海外市场时,选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企业海外选址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面临合规、平衡成本和资源整合等一系列挑战。为了有效应对挑战,需要企业制定从初步规划到最终实施的完整生命周期,通常包括位置识别与初选,选址分析与实地考察,备选地点深入分析,财务和运营分析、商业优惠协助,最终选址五个阶段(图13)。
除此以外,中国企业在海外绿地投资选址时还需要考虑当地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产业链供应链、优惠政策等各方面因素(图14)。
选址过程的深入分析阶段,是对前述各项因素进行细致评估和比较的过程(图15)。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应特别关注市场、供应链和人才等对项目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因素,同时,还需要考虑项目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可持续性,确保选址决策能够与企业整体战略相契合。
在海外绿地投资项目中,成功申请当地补贴能够帮助投资者降低成本,提升项目的可行性和竞争力。但海外不同国家对绿地投资项目的补贴纷繁复杂,这对海外市场不熟悉的企业在补贴申请上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企业应全面识别与评估补贴项目,并与政府紧密沟通与合作,根据政策要求准备申请文件并协调申请流程,使用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对补贴资金进行合规管理。
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劳动法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变化、法律纠纷等可能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企业可以寻求专业法务顾问的支持,由专业人士来提供设立法人实体或分支机构所需的全部法律文件准备服务,包括公证、商业注册等。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绿地投资时,面临着目的地规划法、环境法等法规的限制。在投资前,企业应深入了解当地规划法等,分析市政和区域规划要求,确保项目符合当地规划法规。
采购管理直接影响项目的成本、进度和质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在采购管理方面会面临税务合规、物流和运输成本、供应商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
企业应结合目标市场和自身实际情况组建本地采购部门。根据业务规模、市场复杂度及采购成本等因素确定本地采购部门的规模,同时确保总部与本地采购部门的分工清晰界定,协同高效完成采购任务。
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初期,中国企业往往以效率为导向,将国内已验证的运营模式进行简单复制。这一阶段的本质是“空间平移”——从供应链到产品设计均高度依赖国内资源,外派团队主导决策导致文化融合不理想。这种“体外循环”模式虽能快速铺开产能,却因文化隔阂、合规风险积累及品牌价值缺失,逐渐遭遇市场渗透瓶颈。
面对全球化竞争规则的深刻变革,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目标转向深入本土化运营。这一阶段的运作模式从单向输出转向融入当地:本土团队深度参与战略决策;产品研发前置嵌入本地场景需求;品牌营销突破符号移植,转而通过赞助社区教育、融合传统艺术元素建立情感联结;售后服务升级为体验管理的核心,通过本地技术团队培训与社区服务站建设,将维修响应转化为客户忠诚度培育触点。
在企业出海更多面向C端客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本土化运营转变的本质是竞争维度的升维,企业需要通过深度理解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等,将中国制造优势与本地生态及需求进行创造性结合,融入当地,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图16)。
通过财务合规调研、海外财务体系规划、两国核算差异分析以及财务体系的数字化落地等举措,企业能够在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实现财务目标,为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图17)。
针对以上挑战,中国企业需从调研-规划-分析-落地这四个维度(图18),开展海外财务体系的规划与建设。
在复杂的国际税务环境中,有效的税务筹划不仅是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手段,更是保障企业稳健发展的必要措施,需要企业重点关注。但在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税务筹划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图19)。
从挑战与风险可以看出,当地税制、税务合规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出海投资架构、资金及业务运营安排是企业税务筹划面临的几项主要难点,下面将围绕这些难点,介绍中国企业如何在海外运营中做好税务筹划(图20)。
绿地投资作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模式,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后运营阶段的管理水平。然而,绿地投资投后运营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图21),需要企业密切关注。
针对上述挑战,我们将从COSO内控五要素为基准(图22),介绍如何在海外逐步建立内控管理体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企业在海外运营面临复杂的技术、法规和文化环境等挑战,数字化系统配套成为实现高效本地化运营的核心支撑。数字化运营通过大数据、算法和智能化技术,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降本增效,同时支持去中心化和本地化管理,增强企业海外运营中的核心竞争力(图23)。
中国企业需要围绕全球化(Globalization)、架构化(Architecture)、合规化(Compliance)、生态化(Ecosystem)、智能化(Smart AI)五大核心目标,在海外实现数字化运营落地(图24)。
数据安全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绿地投资合规性的核心要素,由于绿地投资往往伴随着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在内的较高不确定性,数据安全问题可能成为这些风险的导火索(图25)。
企业海外绿地投资项目在数据安全上面临诸多挑战,需从法律合规、技术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本地化支持等多个层面应对,确保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运营能够安全、合规、高效地进行(图26)。
在对外绿地投资过程中,企业既要把握战略机遇主动布局,也要注重风险防范,做好投资选址、补贴申请、财务税务筹划、内控体系搭建和跨境数据安全等多方面的准备。毕马威作为专业的服务机构,致力于提供涵盖海外绿地投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助力企业实现从地理空间拓展向价值链深度整合的升级,推动对外绿地投资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
[1] UNCTAD里的中国对外绿地投资数据投资主体统计中国大陆企业,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投资目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境外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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