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救援潜水队：揭秘地球上最危险的职业

深海救援

总有人对人类能够抵达的边界充满浪漫的想象，比如太空、洞穴，或者是深海的水下世界，那里似乎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到的奇幻景象。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的66名潜水员就属于这“极少数人”的一部分。但对这些潜水员来说，大部分时候，他们在“边界”里感受到的并不是浪漫，而是黑暗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危险。

他们经常要下潜到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水下，在那里打捞沉船、搜寻遗体，或者从事一些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

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有着惊人的能力，从韩国“世越号”客轮，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到最近在重庆万州坠江的公交车，都是由他们打捞上岸。如果再往前追溯，人们会发现，这支队伍几乎见证了整部共和国的船难史和水下救援史。

这份荣耀很少被他们提起。在岸上，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甚至有些过于“随意”：很多队员胡子拉碴、头发油腻，皮肤黝黑粗糙，咧开嘴就会露出被香烟熏黑的牙齿。

只有穿上全身黑色的潜水服，戴上连接着管子、只露出眼睛的头盔，就像一个未来战士时，他们才被外界认识。

对很多队员来说，这份工作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他们可以远离岸上的游戏规则，在水下寻找成就感。虽然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在水下作业，危险且孤独，但只要戴上头盔，潜入水中，世界瞬间变得清净，只剩下专注和自由。

正如队里一位已经工作30多年、即将退休的潜水员那样，除了沉船，他的“战利品”还包括：一把匕首物证、一个上了年头的保险箱、一个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密闭盒子，以及两架直升机。每次上岸后，他都会抱怨这份工作“又苦又危险”，然后又在日历上画下红圈，满心期待着下一次远航。

潜水员正在海底作业 上海打捞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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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潜水往往和“唯美”“梦幻”联系在一起。每逢假期，各大著名潜点的照片就会成为“朋友圈摄影大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壮观的“杰克鱼风暴(鱼群大量聚集，形成类似风暴的现象)”。人们在一片蓝色里自由舒展身体，阳光穿过水层，光线清晰可辨。

即使是打捞局里已经“出过几百班水”的潜水员，也很少目睹过这样的美景。人们旅游时的休闲潜水，都是在经过充分开发的海域，最大下潜深度也严格限制在40米。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从事的是“工程潜水”，他们没有选择下水地点的机会。不管在哪片水域，只要条件允许，沉船位置就是他们的“潜点”。

事实上，潜水队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在内河或者近海，这些水域的水下能见度接近于零。

“在下面我们就像瞎子一样，都是靠双手去探摸。”潜水队的副队长张伟平已经有超过20年的潜水经验，他曾经钻进黄河小浪底水底超过2米厚的稀泥浆中，寻找沉船遇难者遗体。

他记得头上的探照灯照在浑浊的水体里，反射出一片昏黄。“就像闭上眼，对着一只大灯泡”。

因为经常要在淤泥里探摸，潜水员在水底的移动大多都是“爬”着完成。在韩国搜寻“世越号”沉船遇难者遗骨时，潜水员就是爬着，把沉船方圆5海里的海底，每一寸都摸了一遍。

2005年后，潜水队从过去的内河、近海，开始走向远海。那年，中海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海上大庆”计划，要求公司在5年内打破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的纪录。中国领海上的钻井平台逐渐多了起来，潜水队的下潜深度也随着钻井的深度不断增加。因为水下机器人不具备人类特有的触觉、机动性和判断能力，潜水员成为这些平台水下维护工作的唯一解决方案。

王佩育1987年进入潜水队，在浑水里摸爬快20年后，他才第一次来到南海。在南海钻井平台的周围海域，他第一次看到水下世界的样子。他说自己在90多米深的海底愣住半天，几乎要哭出来，感觉身边的鱼群都在“友好地”看着自己，海底的白沙无比松软，就连少量生长在平台立架上的珊瑚都要比电视里的更鲜艳。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王佩育下潜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深度。如果潜入200米以下的水域，能见度虽然很高，阳光却难以抵达，水下也只剩下无边的昏暗。

除此之外，潜水员很多时候都要在夜间下水。他们的作息追逐的不是日出日落，而是潮水——潜水员要在涨潮和落潮间的短暂平潮期下水，这时水下的水流最为平缓，也最适合作业。

“有时在大中午，有时是凌晨两三点，潮水慢了，我们就开始干活了。”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告诉记者。

每一次下潜，队员们都有可能到达一个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很多沉船都是偏离航道后，触礁失事的。也有船只受损后，在大海上漫无方向地漂流，最终沉没在一片无人知晓的海域。

即使比常人更熟悉水下环境，每次面对未知和神秘时，潜水员也会产生一种混合着刺激和恐惧的体验。

一位参与过“桑吉”轮救援的潜水员对当时的经历印象深刻。“桑吉”轮沉没后，为防止漏油污染海洋环境，他接到任务要下水把沉船的燃油抽光。他记得那片海域水很清，下潜时，能从上面看到整条邮轮的全貌。阳光照射下来，这条载重16万吨、270多米长的巨轮躺在深渊里，就像隔着一帘水幕，缓慢地晃动。

“太大了，跟个幽灵船似的，真有点瘆人。”

更多时候，潜水员在水底看到的，是锈迹斑斑的沉船，上面长满了海洋生物，提示着时间曾在这里流逝。变形的船舱里，脱落的木板、电线，桌子椅子都漂浮在半空中，保持着灾难发生时的样子，时间又仿佛静止一般。

“它到底是场灾难，那个氛围是很悲凉的，能感受得到。”王佩育说，他记得每次触碰到沉船时，冰冷的金属都能给他带来一阵寒意。

更冷的是遗忘。潜水员从海底浮起，海面上像往常一样风平浪静。没人记得，深海之下，有一艘船躺在那里。

救援“桑吉”轮 上海打捞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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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队的技术已经可以规避绝大部分的水下风险，但对潜水员来说，他们从事的仍然是地球上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之一。

因为工程潜水需要在水下长时间作业，打捞局的潜水员们不能像人们常见的潜水员那样，利用背后的气瓶供气。他们靠一根甘蔗粗细的长管来维持水下的呼吸，在工程潜水领域，这根管子被称作“脐带”。

“脐带”连接着工作船，由3根管子缠绕组成：最粗的是主供气管，接在头盔上，为潜水员提供水下呼吸的空气；其次是热水管，负责在水下低温时，通过潜水服里的小孔流出热水，从而起到保暖作用；最细的是电缆，为潜水员的通信设备、头盔上的水下摄像机，以及照明灯供电。

“我们在水下就像婴儿，全靠这根脐带供养。”张伟平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工程潜水员虽然拥有极高的身体素质，但有时在水下他们也像婴儿一样脆弱。

大型船只的船舱很大，沉船的姿态又千奇百怪。潜水员在水下时，视野和方向感都受到影响，船舱内部就成了一个“迷宫”。

有时潜水员进入舱体，如果没有规划好路线，就容易绊住脐带，困在船舱。沉船的桅杆、护栏，或者任何一个不显眼的障碍物，也有可能使脐带纠缠，让潜水员陷入险境。

船上锋利的物品，甚至是生长在沉船上的海蛎子的坚硬外壳，也会成为潜水员的潜在威胁——如果脐带被划破，甚至切断，潜水员就有窒息的危险。

下水时，工程潜水员也会背上一个应急气瓶。这是在所有供气都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的逃生希望。这个气瓶因此被潜水员们成为“回家气瓶”，只不过，很多紧急情况发生时，回家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危险的时候是上浮阶段。在水下，潜水员会吸入与所处海水压强一致的空气，来保持体内外的压力平衡。海洋里每深10米，海水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假如潜水员在100米的深度，体内的大气压就是陆地上的11倍，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轮胎内部的压力。

空气中的氮气在高压状态下溶解在人体组织内，上浮时这些气体需要缓慢地扩散出来。通常情况下，从100米的深度浮出水面，需要在水中减压4个小时。

如果上浮速度过快，海水压力迅速减小，体内的上百万个小气泡就会因为压差瞬间膨胀，整个人就会像一瓶剧烈摇晃过的碳酸饮料。这时潜水员就会出现“减压病”症状，轻则皮肤发痒、关节痛，重则肺部破裂、神经坏死，直至死亡。

2011年，香港的一名潜水爱好者在南海游玩时，用鱼枪击中一条大鱼，然后被拖至60米的深水。后来他因为气瓶空气不足选择快速上浮，出水时，这名潜水爱好者已经晕厥，最终迅速死亡。

打捞局的潜水员曾在130米深的海底作业时，抓到过一只上百斤重的石斑鱼。船上工作人员把鱼快速拉上水面后，发现大鱼“眼珠都爆炸了”。

大多数时候，潜水队都会选择在风平浪静时下水作业。但即使是毫无波澜的海面下方，也可能随时到来涌动的暗流。

“在水下遇到暗流，就像大风吹在身上。”张伟平说。

他记得，在打捞“世越号”时，沉船的位置恰好处在以水流湍急闻名的海域。有一次，一位潜水员在水下忽然遇到3节(大约相当于0.5米/秒)流速的暗流，潜水员无法在水中保持平衡，只能抓住身边的缆绳，整个人都横在水中。

“完了，我的头盔要被吹掉了。”张伟平在船上的监测设备里听到潜水员颤抖的声音，呼吸频率也明显上升。

这是张伟平最害怕发生的情形，如果这个潜水员坚持不住，松开手，马上就会“放漂”(被水流带着快速上浮)。他清楚这样的后果，潜水员可能出现严重的“减压病”。

第一个下水救援的潜水员刚刚尝试，就因为水流太快放弃了。第二个，第三个潜水员同样无法接近身处险境的队友。

监测仪里，海底传回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船上的队友们也都盯着仪器，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他们清楚，在水下，与慌乱同行的，往往是厄运。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个潜水员最终的命运。好在水下的暗流忽然减弱，队友最终得救。很快，这件事就成为队员间打发时间，互相“吹牛皮”的谈资。在潜水队，拥有这样的经历，更像是种荣耀。

当然也有队员们不愿提起的往事。很早之前，潜水队曾经出现过潜水员的脐带被水下锋利物体切断过的事故。这个潜水员被水流冲走，而且携带的“回家气瓶”不够正常减压时间使用，再也没能“回家”。

还有一些“不足挂齿”的危险。潜水队经常要在水下进行一些切割、焊接的操作，有一次一名潜水员在水下切割金属时，氧气聚集在一个“鸡蛋大小”的洞里，遇火后瞬间爆炸。

“我在船上都听到了一声闷响。”当时王佩育也在现场，他负责在船上监测水下情况。

这个潜水员被当场炸晕，“声一响，他直接就脸朝下趴在钢板上了”。被救上岸后，经检查发现，这个潜水员被震断了两根肋骨。

有些危险来自攻击性较强的海洋生物，它们总是忽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曾有潜水员在南海作业时，忽然发现一条大白鲨在自己身边游弋。也有藏在海底洞穴里的海鳗，时刻准备攻击闯进它“领地”的入侵者。

工程潜水讲求团队协作，早些年间，打捞行当都是父子搭班，儿子在水下探摸，父亲在船上拉着脐带。

在潜水队，队员们下水时是潜水员，上船后可能就是负责监测，或者是拉脐带的“辅助人员”。这种机制让队员们成为“过命的兄弟”，队友间都保持着充分的信任和熟悉。

就像队长胡建说的那样，这支队伍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先进的设备，而是队员间天衣无缝的默契。

潜水员正在下水 上海打捞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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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捞局潜水队，潜水员的水下作业会有一个明确的优先级。

首先要确定沉没物的位置、形态，然后清理比较明显的障碍物——保证潜水员的自身安全一直是第一条铁律。

第二步是寻找幸存者或遇害者遗体，哪怕船舱里载满了黄金，也要先放到一边。因为任何打捞、起吊的动作都有可能伤害到幸存者，或者对遗体造成二次损伤。

对潜水员来说，这一步是他们最不愿面对的过程。不仅因为难以克服自己对水中尸体的恐惧，更难以承受的是灾难和死亡带来的情感冲击。

打捞长江监利“东方之星”沉船时，一名打捞局的潜水员负责捆绑起吊钢缆，他游过船舱的窗户，隐约看到内部的惨状。

“全是老人和孩子，我……”这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手指夹着香烟，低下头陷入沉默。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时，一位潜水员从水中抱出了一个3岁小孩的遗体，身上还穿着鲜艳的红色衣服。捞上船后，工作人员都沉默了。张伟平看到了这个潜水员在闭着眼流泪，他没有过去安慰什么，也没有人去打破那个沉默。

在水下，很多遗体都会粘上泥污。潜水队有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传统，找到遗体后，潜水员会在水下为死者做一些简单的清理，然后对他们说一句：“我带你回家。”

“让死者体面地出水，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给在岸边等待的家属们一个交代吧。”张伟平低声说，“我们知道水下有多黑多冷，咱中国人就信这个，不能人死了还留在那种地方。”

在韩国打捞“世越号”沉船时，每逢清明节、中秋节，就会有遇难者家属开着船过来。他们不能进入作业海域，张伟平能远远看到，这些船上扎满了鲜花，拉着一条黄色的横幅，上面用汉字写着：“感谢上海打捞局，请你们不要忘记，还有9具遗骨等待回家。”

在打捞“世越号”的两年间，潜水队的队员们每天都能看到，正对着失事海域的一处山顶上，遇难者家属在那里支起一顶帐篷。直到沉船出水那天，帐篷才收起，结束漫长的守望。

张伟平说他有时会想象，假如把地球上的海洋抽干，可能每个角落里都会出现沉船。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被打捞，甚至不会被发现，成为一座座冰冷的遗迹。

有时候，潜水队队员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们打捞的，还有记忆。

在打捞重庆万州坠江公交的过程中，一名潜水员在搜寻车辆“黑匣子”时，在江底找到一部手机。后来他把手机握在手里，最后只能用非常规的动作，单手抓着导向绳上浮出水。

没人说得清，这部手机对遇难者和家属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这名潜水员相信，“手机里应该有照片”，记录着遇难者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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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的失事公交车，沉没在73米深的江底。在这样的深度，潜水员只能吸入氦氧混合气才能下水作业。

一般水深超过30米后，溶解在人体内的氮气会让潜水员产生一种“氮麻醉”的现象。这时潜水员会有种类似醉酒的感觉：兴奋、注意力难以集中，身体协调能力降低。如果继续下潜，“醉酒”的感觉会愈加明显。

张伟平在船上作监督时，曾听到有新潜水员因为“氮麻醉”引起兴奋，不自觉地会在水下哼歌。事实上，就连他本人也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虽然已经有20多年潜水经验，但他有次下潜到50多米深的水下时，发现自己头晕眼花，他试着咬自己嘴唇，结果没有感受到疼痛，“就像喝到了七八成”。

为了避免氮麻醉带来的水下风险，潜水组织常把60米深度作为“空气潜水(以空气作为呼吸介质的潜水)”的最高界限。在60米以下的深度，就要用氦气代替空气中的氮气，形成“氦氧混合气”，供潜水员在水下呼吸，从而避免“氮麻醉”。

而在超过120米的深度后，潜水员往往在水下只工作20分钟，就需要数个小时的减压上浮时间，上岸后仍需要在减压舱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既严重拉低了潜水作业的效率，又加大了潜水员在水下的风险。

“饱和潜水”成为解决这个难题的完美方案：潜水员进入一个主要由生活舱和潜水钟组成的设施中，舱内的压力逐渐升高到要潜入深度的海水压力。工作时，潜水员通过潜水钟下潜到作业区域。结束作业后，再回到母船上的生活舱休息。

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加压后，潜水员的身体会被氦气完全“浸透”，达到饱和溶解状态，他们就可以在高压环境里长时间工作、生活。

对潜水队的队员来说，这个“长时间”一般是28天。这意味着，在近一个月里，他们几乎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能携带电子设备，不能走出那个形似“油罐”的舱室。

唯一的“放风”机会，就是每次大概4个小时的水下作业。虽然同样会很无聊，但还是有人打趣，把这个过程称作“海底漫步”。

荆长宁做过3次饱和潜水，每次进舱前，他都会带上象棋、扑克，还有“最能打发时间”的人物传记类书籍。因为舱内的9个人，分成3组倒班，大部分时候，时间只能靠自己消磨。

在高压环境下，舱内的空气湿度会升高，“被子盖子身上，都觉得湿漉漉的。”因为压力大，食物变得“粘牙”。队员的味觉也会退化，“吃什么都没味道”。

如果下潜到200米以下，舱内的压力超过21个大气压，空气就变得像一种“流质”。

“你能感觉到空气的质量，用手轻轻一拨，感觉空气都在流淌。”张伟平回忆自己“饱和潜水”的经历，“我们走路都要放慢脚步，要不带出的风都能把睡觉的队友吹醒。”

有队员感觉到自己呼吸的阻力变大，身体被压缩，“就像被真空包装的食物”。

潜水队的队长胡建参加过300米“饱和潜水”，他记得每次跨过从卧室到洗漱间的那道门。都是个艰难的过程。“抬腿、伸腿、迈腿，就像慢动作。”一个月下来，“胯部疼得厉害”。

吸入大量的氦气后，人声会变得像动画片里的“唐老鸭”。与外界团队交流时，需要通过特制的“翻译机”。

有次一个替补潜水员进入舱室，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话。过了一会儿，这名新进来的潜水员告诉他们，自己几乎没有听懂一句话，“感觉就像一群鸭子对着自己叫”。

事实上，对饱和潜水员来说，每次从潜水钟进入生活舱时，都像上战场一样，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没有纰漏。两个舱门对接时要严丝合缝，如果出现任何缝隙，就可能会让整个舱室瞬间爆炸，“和科幻电影里飞船对接失败后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就连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抽水马桶需要两个人配合操作才能使用，否则就容易出现可怕的后果。

饱和作业结束后，潜水员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减压过程，300米饱和潜水需要10天的减压。当他们走出减压舱时，伴随着浑身无力、脸色苍白，就像刚从孤独、疲惫和烦躁的状态中释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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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捞局潜水员基地坐落在黄浦江边，由一处小码头、一个小院和一栋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二层小楼组成。几十年来，很多人来到这里，也有很多人从这里出走。

每个进入潜水队的人都有各自的原因，但留下来的人几乎都有相同的理由。

一个队里的“老潜水”在小时候就“整个夏天都泡在水里”，他还记得一个猛子扎到到河底摸河蚌时的感觉。下学后他就跟着村里人干起了打捞，一路从家门口的那条大河，捞到长江。现在，他说自己这辈子都离不开水，“隔段时间不下水就浑身难受”。

打捞局今年新招聘的学员里，有一个跟着潜水队在甲板上干了10年的水手。他在32岁的年龄，放弃水手长的职位和收入，顶着家人压力报名参加潜水队，决定一切从头开始。他说在海上10年，想看看水下什么样子。“觉得潜水员很帅、很牛”，自己也想拥有那份荣耀。

一个曾经“玩”旅游潜水的新学员，加入潜水队，是想要“去更深的地方，探索更多未知”。

而离开的人，大多都是因为无法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和节奏。队里的潜水员，每年至少有200天在“海上”或“水下”。繁忙时，这个数字经常会超过300天。

王佩育曾在儿子10岁生日时，订好了酒店，通知了亲戚，结果在前一天晚上接到需要马上出发的任务。自己的50岁大寿，则是在东海的惊涛骇浪中度过。

一个年轻的潜水员，出海前新婚不久的妻子还在怀孕待产，两个月上岸后，孩子已经出生。

近些年，潜水队的工作量忽然与油价关联了起来。油价上升时，海上油气田开工多，需要潜水员下海维护设备，队里接到的工程就会比往常密集。

王佩育曾去过渤海湾油田溢油事故的海底作业，他看到当年海底开裂的地方被水泥填充，就像一块块疤痕。

从2014年开始，国际油价从100美元/桶直线下跌到每桶不到30美元。很多海上油田关闭部分钻井，潜水队接到的工程也少了很多。

长期远离陆地的生活，让荆长宁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每次休假在家，身边人谈论的都是加薪升职，以及“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让他感到厌烦。只要戴上潜水头盔，水面逐渐没过头顶，世界瞬间就变得清净，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和耳机里传出的“嗞嗞”电流声，“再也不用想外界那些鸡毛蒜皮的杂事”。

在潜水队仓库里，整齐码放着几个“应急设备箱”，里面有全套的救援设备，可以随时运达灾难现场。每次看到水上发生灾难的新闻，荆长宁和队友们就会做好准备，他们清楚，自己又要出发了。

管理仓库的师傅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潜水员，他说这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就是“国宝”，只是太少人听说过他们。

冰点特稿第1131期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